您当前的位置：就是爬，我也要上延安
发布时间：2021-06-01 17:30:27 文章来源：淄博人大 文章作者：
1937年12月爆发的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，是一面旗帜，指引着中华儿女投身抗日的滚滚洪流；更是一声抗日的“集结号”，呼唤着无数仁人志士汇聚到党的旗帜下，从此走上为人民谋幸福、为民族谋复兴的革命道路。胡立杰就是这无数优秀儿女中的一员！
胡立杰是淄河流域著名的孤胆英雄“胡天爷爷”胡立义的四弟。胡家时有兄弟五人，老大胡立信、老二胡立义，胡立杰排行老四。老三胡立俊，在投奔哥哥的抗日队伍时意外走失。据后人讲也牺牲在抗日战场上。老五胡立伟时年不满3岁。
胡立杰 胡家兄弟三人先后相继参加了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部队，驰骋抗日战场。老大胡立信是村里排名第一的革命烈士。老二胡立义是威风八面的著名抗日英雄。老四胡立杰是人民军队的高级将领。
炒米村，位于胶济铁路南部的丘陵地带。抗战爆发前，世居此地的胡家承继祖业，行医为善，至家道殷实。兄弟几人早年皆入私塾启蒙。胡立信中师毕业后留任益都中学教书，胡立义益都职专毕业，胡立俊正在上中学。14岁的胡立杰也已私塾六年，因战乱失学在家。
胡立义，上学时打的一手好篮球，机缘巧合中与长山中学的体育老师廖容标相识。
1937年9月初，胡立义就开始跑亲戚朋友家，筹枪支、拉队伍，到11月时，队伍已有三四十人。
12月24日早晨，日军飞机轰炸长山县城。长山中学学生李宗山至炒米村传信胡立义：“今天早晨鬼子轰炸了长山县城，学校老师廖容标、姚仲明等人组织师生60余人，已离开县城，转移到黑铁山脚下的太平庄。听说你已经拉起抗日的队伍，欢迎你前去参加起义。”胡立义当即说道：“国家有难，匹夫有责。你回去告诉老师、同学，我办完几件事就去。”
十天后，胡立义连续奇袭了湖田据点、金岭车站的鬼子后，拿着枪支弹药，带着胡立信、胡立杰兄弟两人及三四十位弟兄，参加了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部队，进驻黑铁山下的太平庄。
1938年2月，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部队整编时，兄弟三人一起编入特务队，胡立义任特务队中队长。后来，廖容标司令员、姚仲明政委见胡立杰年少机警、拳脚功夫了得，便调胡立杰当了他们的勤务兵。首长们又发现，胡立杰文墨有长，功底扎实。而队伍刚刚成立，有大量的文稿急需抄写正稿，他正好用其所长，警卫工作却成为胡立杰的一个偏项。
胡立杰跟着廖容标司令员一直到1938年5月底，因八路军四支队司令员洪涛病逝，廖司令去接替其工作，要离开了。廖司令看到他留恋大哥和二哥，于是就留下了胡立杰。从此，胡立杰就跟随姚仲明政委。随着起义队伍的壮大，文字工作有了专人取代，胡立义专职负责姚政委的警卫工作。
1939年8月，在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部驻地—沂水县马牧池村，16岁的胡立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胡立杰
1939年上半年，中共中央根据抗日战争爆发后时局的发展和形势需要，决定筹备召开党的“七大”。苏、鲁、豫、皖四个战区选出代表组成一个代表团。姚仲明政委找胡立杰谈话，严肃地说:“组织上确定你去延安，和警卫班的同志担负着代表团的安全警卫工作。这次任务十分艰巨，路途遥远，你是刚入党的党员，一定要万无一失地把首长护送到延安。”
胡立杰欣喜万分，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：“延安，是革命的圣地，是当时每一个热血男儿都无比神往的地方。能跟随首长赴延安，能见到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，是我做梦也没想到的。路途再远，难再大我也不怕！”
1939年10月上旬，代表们正式出发，踏上西行的道路。当时唯一交通工具只有配给首长的马和骡子，其余人员全部步行。
从山东到延安实际路程大约有1600公里左右。代表团整整走了一年。中共中央对代表团赴延安非常重视，指示各个地区要认真做好接应和护送工作。但由于日军和国民党的重重封锁，代表团行动非常困难，在通过津浦铁路时，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派出一个团护送方得以冲过。从微山湖、梁山奔河北大名、武安到平山县，走了近两个月。过敌人的封锁线十分困难，既有碉堡，还有铁丝网、地雷。有时穿越一条封锁线往往要与敌人周旋几十天才能通过。
进入山西境内后，情况更加险恶，道路全部被封锁。代表团的行军只有找当地老百姓当向导，专挑荒无人烟的高山峻岭和河沟走。过山西通榆村摩天岭时，正值寒冬腊月，大雪封山。代表团在向导的带领下，从早晨5点开始攀登，山路崎岖难行。胡立杰脚上的冻疮撕裂，血水直淌。他用破布包起来，忍着钻心的疼痛，一步一瘸地坚持爬，直到下午4点多，才爬过山顶。时间一长，胡立杰的身体挺不住了，加上之前连续几天的发高烧、打摆子，发烧烧得糊糊涂涂。姚政委看他实在不行了，就想把他留在当地治病，好了以后回山东。当时，胡立杰着急得哭了起来。
半个多世纪过去后，回忆起这段经历，胡立杰对当时说的话都记忆犹新：我就是爬，就是死，也要上延安。
1940年2月，他们一行终于到达山西的八路军总部。在这里，胡立杰第一次见到了彭德怀司令员。代表团在这里休整了一段时间。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，上级决定成立警卫排，任命胡立杰为警卫排长。代表团全部疏散前进，警卫排分工护送过被敌人封锁得像铁桶一般的正太铁路。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亲自组织发动了正太战役，吸引开敌人主力，他又带一个团掩护，代表团才安全越过了正太铁路。
奔向延安的整个行军路上，遇到的困难不仅仅是敌人的封锁和围追堵截。生活的艰苦更是严峻的考验。胡立杰在回忆录中写道：“有时一天吃不上一顿饭，肚皮贴脊梁的日子是常有的事。但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下，首长与战士们互相关心，互相爱护，情同手足！”
有一次，到一个村里找吃的，这个村的伪保长指使人在面条里放了毒。在开饭前，胡立杰觉得气氛不对，房东的脸色有点怪。于是，他提出让房东先喝一碗。房东吓得当场哭了。到了院内一看，伪保长带了一帮当地的“红枪会”成员20多人，头上裹着红布，肩上扛着大刀，站了一院子。
胡立杰一脚把门踹开，“啪啪啪”连放三枪，打倒了好几个，大喊:“你们想找死!”其他同志也子弹上膛，一齐冲出来。这股土匪一看不好，哄地一下子跑散了。胡立杰的灵机果断，一场危机终化险为夷！
1940年10月，胡立杰护送代表团过米脂，走绥德直奔延安。当望见巍巍宝塔山时，一行人哭喊着拥抱在一起！当时的情景，胡立杰在回忆录中加了三个惊叹号：延安！延安！我们终于来了！
兄弟齐上黑铁山
胡立杰是淄河流域著名的孤胆英雄“胡天爷爷”胡立义的四弟。胡家时有兄弟五人，老大胡立信、老二胡立义，胡立杰排行老四。老三胡立俊，在投奔哥哥的抗日队伍时意外走失。据后人讲也牺牲在抗日战场上。老五胡立伟时年不满3岁。
胡立杰
炒米村，位于胶济铁路南部的丘陵地带。抗战爆发前，世居此地的胡家承继祖业，行医为善，至家道殷实。兄弟几人早年皆入私塾启蒙。胡立信中师毕业后留任益都中学教书，胡立义益都职专毕业，胡立俊正在上中学。14岁的胡立杰也已私塾六年，因战乱失学在家。
胡立义，上学时打的一手好篮球，机缘巧合中与长山中学的体育老师廖容标相识。
1937年9月初，胡立义就开始跑亲戚朋友家，筹枪支、拉队伍，到11月时，队伍已有三四十人。
12月24日早晨，日军飞机轰炸长山县城。长山中学学生李宗山至炒米村传信胡立义：“今天早晨鬼子轰炸了长山县城，学校老师廖容标、姚仲明等人组织师生60余人，已离开县城，转移到黑铁山脚下的太平庄。听说你已经拉起抗日的队伍，欢迎你前去参加起义。”胡立义当即说道：“国家有难，匹夫有责。你回去告诉老师、同学，我办完几件事就去。”
十天后，胡立义连续奇袭了湖田据点、金岭车站的鬼子后，拿着枪支弹药，带着胡立信、胡立杰兄弟两人及三四十位弟兄，参加了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部队，进驻黑铁山下的太平庄。
1938年2月，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部队整编时，兄弟三人一起编入特务队，胡立义任特务队中队长。后来，廖容标司令员、姚仲明政委见胡立杰年少机警、拳脚功夫了得，便调胡立杰当了他们的勤务兵。首长们又发现，胡立杰文墨有长，功底扎实。而队伍刚刚成立，有大量的文稿急需抄写正稿，他正好用其所长，警卫工作却成为胡立杰的一个偏项。
胡立杰跟着廖容标司令员一直到1938年5月底，因八路军四支队司令员洪涛病逝，廖司令去接替其工作，要离开了。廖司令看到他留恋大哥和二哥，于是就留下了胡立杰。从此，胡立杰就跟随姚仲明政委。随着起义队伍的壮大，文字工作有了专人取代，胡立义专职负责姚政委的警卫工作。
我就是爬，就是死，也要上延安
1939年8月，在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部驻地—沂水县马牧池村，16岁的胡立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胡立杰
1939年上半年，中共中央根据抗日战争爆发后时局的发展和形势需要，决定筹备召开党的“七大”。苏、鲁、豫、皖四个战区选出代表组成一个代表团。姚仲明政委找胡立杰谈话，严肃地说:“组织上确定你去延安，和警卫班的同志担负着代表团的安全警卫工作。这次任务十分艰巨，路途遥远，你是刚入党的党员，一定要万无一失地把首长护送到延安。”
胡立杰欣喜万分，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：“延安，是革命的圣地，是当时每一个热血男儿都无比神往的地方。能跟随首长赴延安，能见到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，是我做梦也没想到的。路途再远，难再大我也不怕！”
1939年10月上旬，代表们正式出发，踏上西行的道路。当时唯一交通工具只有配给首长的马和骡子，其余人员全部步行。
从山东到延安实际路程大约有1600公里左右。代表团整整走了一年。中共中央对代表团赴延安非常重视，指示各个地区要认真做好接应和护送工作。但由于日军和国民党的重重封锁，代表团行动非常困难，在通过津浦铁路时，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派出一个团护送方得以冲过。从微山湖、梁山奔河北大名、武安到平山县，走了近两个月。过敌人的封锁线十分困难，既有碉堡，还有铁丝网、地雷。有时穿越一条封锁线往往要与敌人周旋几十天才能通过。
进入山西境内后，情况更加险恶，道路全部被封锁。代表团的行军只有找当地老百姓当向导，专挑荒无人烟的高山峻岭和河沟走。过山西通榆村摩天岭时，正值寒冬腊月，大雪封山。代表团在向导的带领下，从早晨5点开始攀登，山路崎岖难行。胡立杰脚上的冻疮撕裂，血水直淌。他用破布包起来，忍着钻心的疼痛，一步一瘸地坚持爬，直到下午4点多，才爬过山顶。时间一长，胡立杰的身体挺不住了，加上之前连续几天的发高烧、打摆子，发烧烧得糊糊涂涂。姚政委看他实在不行了，就想把他留在当地治病，好了以后回山东。当时，胡立杰着急得哭了起来。
半个多世纪过去后，回忆起这段经历，胡立杰对当时说的话都记忆犹新：我就是爬，就是死，也要上延安。
延安！我们终于来了！
1940年2月，他们一行终于到达山西的八路军总部。在这里，胡立杰第一次见到了彭德怀司令员。代表团在这里休整了一段时间。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，上级决定成立警卫排，任命胡立杰为警卫排长。代表团全部疏散前进，警卫排分工护送过被敌人封锁得像铁桶一般的正太铁路。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亲自组织发动了正太战役，吸引开敌人主力，他又带一个团掩护，代表团才安全越过了正太铁路。
奔向延安的整个行军路上，遇到的困难不仅仅是敌人的封锁和围追堵截。生活的艰苦更是严峻的考验。胡立杰在回忆录中写道：“有时一天吃不上一顿饭，肚皮贴脊梁的日子是常有的事。但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下，首长与战士们互相关心，互相爱护，情同手足！”
有一次，到一个村里找吃的，这个村的伪保长指使人在面条里放了毒。在开饭前，胡立杰觉得气氛不对，房东的脸色有点怪。于是，他提出让房东先喝一碗。房东吓得当场哭了。到了院内一看，伪保长带了一帮当地的“红枪会”成员20多人，头上裹着红布，肩上扛着大刀，站了一院子。
胡立杰一脚把门踹开，“啪啪啪”连放三枪，打倒了好几个，大喊:“你们想找死!”其他同志也子弹上膛，一齐冲出来。这股土匪一看不好，哄地一下子跑散了。胡立杰的灵机果断，一场危机终化险为夷！
1940年10月，胡立杰护送代表团过米脂，走绥德直奔延安。当望见巍巍宝塔山时，一行人哭喊着拥抱在一起！当时的情景，胡立杰在回忆录中加了三个惊叹号：延安！延安！我们终于来了！
